澳門20年之後 - Plataforma Media

澳門20年之後

這是由Carlos Fraga和Helena Madeira執導的系列紀錄片的標題。該系列紀錄片旨在真實紀錄澳門在回歸中國將近20年後所發生的方方面面的變化。
Carlos Fraga和Helena Madeira來到澳門,開始拍攝共六部的澳門系列紀錄片中的第四部。這個由LivreMeio攝製的作品真實記錄了自1999年澳門主權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澳門和澳門居民的生活變化。相關紀錄片和故事片(彙編每一集精華)將在2019年澳門特區成立二十週年慶典上播放。我們在東方基金會會址前對導演夫婦進行了訪談——關於其個人和職業生涯領域。下面讓我們進到訪談內容。
澳門平台:製作這個關於澳門的作品的想法是如何產生的?
Carlos Fraga:我們在2013年製作了一部關於里斯本華人社區的紀錄片。這部片子到了葡萄牙廣播電視台(RTP)和里斯本大學——因為我們得到了那裡一位老師的幫助。在計劃期間,我們認識了該大學的教授卡洛斯·皮泰拉(Carlos Piteira),因此有機會攝製另一部電影——以他的關於里斯本澳門人社群的作品為基礎。這與我們向電視台提出的製作關於里斯本不同社群的系列紀錄片的建議不謀而合,因此我們認為我們應該進一步發掘澳門人群體。在紀錄片中,人們經常談論到澳門。我由此認定我們必須來到這裡。我去過亞洲很多地方,但我從來沒有來過澳門,這讓我受到了衝擊。我覺得有很多複雜而美妙的事情需要去發現。我拍攝了我另一部紀錄片所需要素材,但另一個想法逐漸在我腦海裡生成。還缺乏一個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補充部分——考慮到我們已經有澳門人在里斯本了。我的第二部紀錄片就是這麼來的,但我們仍覺得不完整,然後就產生了錄製《澳門:20年之後》這個系列的想法。我們認為進行這樣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這個作品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今天的澳門——在2019年主權移交至中國20週年的紀念時期。我們正在挑戰之中。
澳門平台:每集的主題是什麼?
Carlos Fraga:系列紀錄片共有六集,每集約一小時。第一集《澳門人在里斯本——幻像還是現實》,第二集《葡萄牙人在澳門》,第三集是《對葡萄牙的取捨》,第四集的內容是關於《跨文化》的,其中講述了葡萄牙語和葡萄牙語社群。第五集會講述澳門的土生葡人,最後一集的焦點放在中國人身上,講述他們對葡萄牙人的看法。
澳門平台:你提到澳門的現實很複雜。您對這個城市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Carlos Fraga:這種東西方結合的異國情調。這真的是一個讓我感到身份認同更加混亂的地方。在我們的周圍是仍可以清楚的看到葡萄牙的存在,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感覺不到很多。存在一系列的複雜情況,有些甚至難以理解。例如,如何在如此迥異的文化和社群之間取得平衡?中國人如何與這之共存?中國人如何接受這種存在,並沒有被過度的感染影響到?
澳門平台:不同社區間的(特別是葡萄牙語和中國人之間的)身份認同和共處問題常用的主題。您的作品會有什麼補充點?
Carlos Fraga:當我接觸每個社區或團體時,我會試圖接觸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和年齡的人來構建一個更具有廣泛性且能互相補充的現實。我不知道我會補充什麼新內容,但我相信,就像與我們合作的人類學家所證實的那樣,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澳門平台:在作品製作方面,場地和人員是如何選擇的?
Carlos Fraga:人選的選擇取決於每部電影。由於卡洛斯·皮泰拉(Carlos Piteira)教授是澳門人,而且是顧問,因此相關人員的選擇大部分是由他負責。接下來我們做的是看看這個選擇是否符合我們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對實際情況缺乏了解,我必須委派他人。但是我一直在尋求還沒有發聲的匿名人士。我想避免已經寫成的發言,這已經為人熟知。在澳門的情況下,這個工作不太容易,因為不了解。我不是在一個我所掌握的世界中工作,因此沒有想像中的自由。
澳門平台:您提到最後一集將是關於中國人社群的。您將從何處著眼?
Carlos Fraga:我想知道他們的感受和想法,他們與葡萄牙人有什麼關係,他們對未來的期望,過去對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過去。這個紀錄片的難度會很大——因為題材、社群的特點和溝通的困難。
Helena Madeira:我能插一句嗎?我和你的意見略有不同。我不認為紀錄片會很難拍攝。我們已經在葡萄牙做了一個關於中國人的紀錄片,當時我們也認為會很困難,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得到了一個中間人的幫助,他能講流利的普通話,而且已經和他們(華人社群)一起工作了許久。因此人們敞開了懷抱。葡萄牙這個封閉社區的神話也因此消失了。當不與他們溝通時,會認為他們是關閉的。從掌握語言的時刻開始,與他們互動、開放就不是問題。在這一集中,我們也會有一個能說廣東話的人類學家來幫忙,我們將採訪非匿名的被選人,這並不難。不過我們確實有很多好奇之處。
澳門平台:當你們完成了在葡萄牙的華人社群的紀錄片時,你們的觀點發生了哪些變化?並從某種程度上引導你們進入這個項目?
Helena Madeira:我們兩者互相補足。Carlos從美學導演的角度來看待主題。而我對這個方面一無所知,我更重視人的觀點。那些曾經存在的,我說曾經是因為關於華人社群的一系列神話和廢話都撥雲見日了,導演就在我的身邊,想知道這是否是真實的。紀錄片顯示,他們是因為遠離家庭而飽受痛苦的移民,他們辛勤的工作以獲得足夠的工資,正如葡萄牙人曾經所做的那樣——現在仍然如此。基本上,這些作品的目的是得出結論——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地球村里的人類,不同文化特質和教育賦予了我們看似不同的行為。當我們交流和溝通時,我們會意識到我們沒有什麼不同。我們想通過最後一集去了解西方文化的存在對於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影響。
澳門平台:如今邊界和身份問題又再次廣受探討,而且是因為悲哀的原因。你們認為你們這個在很大程度上立足於相互理解的作品在現如今更有意義嗎?
Helena Madeira:主要是了解相似之處。差異早已為所有人熟知。人們經常忘記的是,我們其實並沒有那麼不同。
澳門平台:這是你們第五次來到澳門。你們覺得各個社群是真的很一體化嗎?
Carlos Fraga:我覺得是和諧的共存。我並不認為有真正融合一體。我覺得不同的社群是共存的,但是在這些社群中卻存在很多群體,他們孤立地生活。在原則上不存在衝突,但很多都是分群體生活的。
Helena Madeira:人們很多時候都從自給的窗戶看世界,總是談論群體。群體派別無處不在。在里斯本有群體,在科英布拉有群體;我在巴黎住了四年,那裡也分群體。你在塞維利亞住了25年,也有群體。即使在外國人少、本地人佔多數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地劃分了群體派別,就像我們所在的只有三千多居民的村莊。這是一種動物和自然的態度。在澳門也是如此。我覺得這裡的特別之處在於,我們身處中國,但感受到了葡萄牙的氣息。
澳門平台:感覺到了葡萄牙?
Helena Madeira:現在,中國人並不像看外國人那樣看著我們。例如在法國,我覺得這種「外國人」的感覺要比在澳門更強烈。葡式建築、葡萄牙語出現在很多方面:我們搭乘了大多數乘客是中國人的公共汽車,然後我們聽到車廂後面有兩個人在說葡萄牙語,美食……我感受到了這種存在,我認為這很不可思議,因為考慮到這裡生活著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而相較而言葡萄牙人少的多。
澳門平台:也是出於跨文化的原因,地球上有許許多多個城市。你們想展示澳門的什麼?
Carlos Fraga:在這部紀錄片裡,這個更偏向中國和中國區域的角度將不會被提及很多,因為重心更多的放在葡語系周圍。可能最後一集已經把我們帶到其他地方了。我也非常希望如此。從視覺上來看,我們也不是在尋求展示澳門。這不是明信片。澳門在那裡, 是因為人們談論它,這是他們生活的土地和聯繫的紐帶。
Helena Madeira:重要的是不要忘記,無論主題如何,這裡都有一個聯繫——《澳門,20年後》的主題。主要的目標是通過了解生活在澳門的社群,了解澳門有哪些改變,是變好了還是變糟糕了。
澳門平台:您的作品中展示了非常多的與不同社區和文化的接觸。你是否有一個了解對方的長期意願?
Carlos Fraga:了解世界。我可以坐在一個地方觀察很長時間。這是我從小就有的癖好。我喜歡認識人並進入他們的世界。
澳門平台:為何會拍紀錄片,特別是以這樣一個非常人類學家的觀點角度?
Carlos Fraga:我擔任了助理,而且非常接近導演,這對我吸引很大,因為這讓我能去講故事。當我去塞維利亞時,情況讓我很累。在那裡我經歷了很多不喜歡的事情,例如和演員之間的關係,與他們商談,忍受男女主角們的要求……紀錄片讓我擺脫這一切,能站在一個更現實的世界中,觀察、與人相處並了解他們。我在73歲時開始了這個工作,我做了很多。想做紀錄片是因為我可以控制得更多,而且能處在一個我更感興趣的領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紀錄片有責任收集現實,為世界的面貌構建一個檔案。
澳門平台:在紀錄片和虛構故事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的時候,您仍然覺得您的紀錄片有市場且能被公眾接受嗎?
Carlos Fraga:年輕人被另一種語言和節奏所誘惑。我可以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紀的原因,我一直保持著自己,對這些變化接受的比較遲緩。我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可以呼喊來支持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是否這樣,我甚至不知道這是否是正確的態度。例如,這部關於華人社群的紀錄片是RTP今晚觀看量第二的節目。我們處在一個所有人都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世界。我仍然認為我的作品會受到公眾認可。
澳門平台:作為導演和攝影,您覺得澳門怎麼樣?
Carlos Fraga:現在正處於精彩時刻。在澳門提供了各種細節和對比。雖只有燈光,但它是舞台的一部分。
澳門平台:除了這個系列紀錄片外,還有新的項目正在籌備中嗎?
Carlos Fraga:我們現在專注於這個系列,但是我們一定會考慮其他的項目,也是因為我們必須生存下去,且這個系列沒辦法做到這點。這是另一個可悲的現實,但就是如此。當我們在阿爾加維(我們在那裡住了12年)時,我們就開始了一個巨大的冒險,製作關於非物質遺產的視聽檔案,當時這個甚至無人談及過。我們旅行了數公里。背上佈滿了青紫的瘀傷——因為所有人都在打我們,但是我們沒有做了因為我們沒有獲得資金。現在在這裡的情況不同,但是也差不多。每個人都告訴我們這個工作非常重要且有價值。支持?我們有物流,還有一點其它的。所以我們必須進行其他的項目。我們接了一個關於托雷斯·韋德拉斯(Torres Vedras)周邊地區市區的紀錄片委託,還有另一個在佛得角的項目在考慮中。
蘇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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